六经作于圣人，非后世所可轻议也。吁，圣人百世师也，使其果出于圣人之手，又孰敢议之哉？七雄之后，合而为秦，六经一厄，天地之大变也。坑焚焰熄，而函关不守，沛中刀笔之人但以图籍为急，遂使三代之藏竟空于楚人之一炬，是盖万世之遗憾者。马上之治，绵蕞仅存，故学士多老死，而残编断简虽得于壁藏口授之馀，自卜筮一编而外，虽他经犹有可恨，况《周礼》乎？「三豕渡河」，子夏已疑于古史；「血流漂杵」，孟氏已辨于《武成》。自秦以前且然尔，况挟书禁令方除之后乎？且《周礼》果始于谁耶？刘歆唱之，杜子春和之，郑众、贾逵鼓吹之。上下二千馀年，或以为周公太平之书，或以为渎乱不经之典，又或以为六国阴谋之作。党同伐异，互相矛盾，或疑或信，果何从而质之？盖世儒之学《周礼》者有三：解释章句，不论意义，一也。古制不存，独见不立，苟焉藉是，以订古今，二也。间有疑其一二之戾古，又以为周公所作，必欲牵而合之，三也。是以前者主之，后者难之，前者非之，后者是之，参订不审，迷其指归，所以徒为是纷纷也。《周礼》果周公之书欤？封建成于周公也。《武成》有曰：「列爵惟五，分土惟三」。而孟子之论亦曰：「公、侯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、男五十里」。而《周礼》自五百而下乃有五等焉，是何其戾经也！而世儒方且有附庸之说，方且有别创开方之说，无所折衷，何其缪耶！《周官》一篇，成王所作也，六卿而上有三公焉，有三孤焉，名字具存，职任尤重。而《周礼》乃始于天官冢宰，论道经邦，燮理阴阳，略无一语，又何其戾经也！而世儒方且以为灭奄还丰之作正此书也，何其疏耶！《周礼》之不出于周公必矣，其间盖有甚明者，而世儒未之考焉。孟子之生，其去周未远也，毕战之问，井地已不得其详；北宫锜之答班爵，亦仅闻其略。诸侯恶害己而去其籍，于斯时也，已有斯言。使是书果有耶，则战国已去之矣，岂特火于秦乎？使是书果不去耶，则孟子当见之矣，何独出于汉乎？此其是非，一语可决。善乎汉初诸儒之明经也，五经继出，并已名家，而《周礼》独得于献王，独藏于河间，岂非知其非是欤？治礼诸儒，若高堂生、二戴氏，曲台仪礼，皆入讨论，岂有周公之书仅藏于秘府，而不之见？抑亦知其必非是也。建元而后，虽曰表章六经，而博士之立惟五，则其所缺，盖可知矣。使是书果出于周公欤，则汉初耆旧必有传闻，何不以足六经之数，独待于刘歆而后出耶？吁，吾知《周礼》自歆始也。然井田之制，歆自行之而自败六典之法，后周行之而亦弊。唐太宗虽有真圣作之难，而贞观所立，徒为纷纷，封建亦终于不可行。太平之典独行于成周，而不可推之后世，岂周公误之耶？《周礼》误之耶？吁，儒者论经，苟未能以心为师，以识为友，以见闻为传注，而区区求泥于纸上之陈言，终何所折衷哉！故历观汉魏以来诸儒传疏，或是或非，亦有可论者，然其大本既失，则一二章句，何足云哉！然则《周礼》果谁作欤？古人有言曰：「得其时者，无所为书」。为书者，皆所为不行于今、行于后者也。周公思兼三王，日以继夜，握发吐哺，犹且不给，何能弄笔而为是文哉？愚意战国之时，必有深沈多智之士隐伏而不见，不得以自试于当世，故泄其蕴以为是焉。何休以为出于六国，是也。虽然，此书固非周公作也，若以不经而尽斥之，又非矣。何者？唐虞而下至于春秋，再变而秦，三变而汉，书籍不存，无所考證。其间更革之际，犹有古制少存而渐异者，于此尚可见焉。今以宫正一职观之，即《书》之所谓太仆正也，《囧命》一篇即后世之所谓制词也。岂其官果止于上士二人，而制命之词郑重如许？此其存古而渐变者也。注者不知，乃以《书》之仆正为《夏官》之大驭。大驭，中大夫也，其官固稍尊，其辞固宜重，殊不知辞与事乖，彼此不应，实难合也。至夫冢宰之长王宫，官联之相统属，兴贤之典，考吏之法，纤悉条理，古意具存。故曰，《周礼》一书正可以观古今之变也。使刘歆能以是读之，则其所以尊信者亦何可厚非耶？吁，书之始于刘歆者有二，《周礼》其一也，《左传》又其一也。《左氏》为不传之《春秋》，汉人之言当矣。然二百四十年之间，时变所纪，或合或离，亦多可观者，而歆乃以左丘明为之，此皆歆之失也。《左传》之为丘明，亦犹《周礼》之为周公也，后之学者苟能去周公、丘明之说，即以《周礼》《左传》而参古今之变，则其书尚可贵也。使刘歆而可作，未知以此语为何如。